敦煌中国的文化奇迹

有人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其实这是个历史误会。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日在即，回溯百年沧桑，不乏历史教益——

2000年6月22日，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纪念日，敦煌学也由此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全世界敦煌学界都对敦煌特别关注。

有人曾说过：“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其实这是个历史误会。拂去历史的尘埃，回溯百年沧桑，澄清历史误会，感怀敦煌文化，不乏历史教益。

藏经洞是怎样被发现的？至今仍众说纷纭。据张大千20世纪40年代敦煌之行时的笔记称，它是莫高窟当家道士王圆雇用的杨师爷，在今编号为16窟的甬道中抄经时偶然发现的。当王道士与杨师爷一起扒开伪装的墙壁，除去封门的土坯，封存了近千年的藏经洞赫然面世。按王道士《催募经款草册》（又名《王道士荐疏》）的说法，其时为1900年6月22日。

今编号为17窟的藏经洞，虽然只是个容积不大的洞中之洞，却保存了5万多件4—11世纪的社会文书、佛教经卷、绢画、刺绣、铜佛、法器等文物，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民族、政治、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科技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资料依据。写本和刻本使用的文字有汉文，也有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面对这些文物，王道士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处理。他只想着用这些东西换些银子，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丰富内涵和珍贵价值，更不知道这是世纪之交最伟大的文化奇迹。

藏经洞的发现首先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1902年，叶昌炽任甘肃学政，西行访碑，以补正《语石》。1903年，他得到敦煌县令汪宗翰寄赠藏经洞出土的绢画《水陆道场图》和唐代《大般涅经》4卷。在《日记》中，他对这些文物作了考订、记录和研究，并建议将藏经洞文物全部运至省城兰州保存。1904年，叶昌炽又从汪宗翰那里得到藏经洞出土的《水月观音像》、《地藏菩萨像》等绢本和《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写本。他对所获文物全部作了考订，并将有关见闻一一写入《语石》。学识渊博的叶昌炽，可以说是世界上研究藏经洞文物最早的人，是敦煌学的创始人。

中国学者对敦煌的研究不是从藏经洞发现之后开始的。清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隆就写过《游千佛洞》的诗，对敦煌艺术推崇备至。嘉庆年间，著名的西北史地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记录和研究了敦煌的碑刻和历史，论及到莫高窟的创建史。他在《西域水道记》中记述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资料，一向为人们所重视。道光年间，徐乃谷在敦煌任县令（1831—1834年）时也到过莫高窟，介绍过莫高窟碑石和历史。他的《千佛岩歌》收集在其诗集《瑞勺轩诗抄》里。这些人对敦煌的研究，分别比藏经洞发现的时间至少早1个多世纪、近1个世纪或半个多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敦煌的研究为敦煌学的诞生奏响了序曲。

令人痛惜的是，藏经洞发现后，洞藏文物惨遭厄运。最初是愚昧无知的王道士私自把洞藏部分文物作为礼品赠给地方官绅，使之开始流散各地。1907—1915年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纷至沓来，利用王道士的无知，以谎言加白银的手段廉价骗购去3万多件文书、绢画和其他文物精品。1910年，新疆巡抚何秋辇（彦升）押解藏经洞余本抵京后，其子伙同李盛铎等人又窃走许多精品，还把窃得写卷较长者截割成若干段以充8千之数。如此这般，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更令人痛心的是，那些骗子和强盗占据敦煌文物后便以研究者的面目招摇过市，以致使“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说法长期流行，造成了“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

然而，中国学者并没有因此而悲观气馁。他们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忍辱负重地在敦煌学这块处女地上耕耘，取得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开其端者当首推叶昌炽、罗振玉、王仁俊。叶昌炽早在1903年就率先研究了藏经洞文献，他是敦煌学创始人。罗振玉1909年在北京看到伯希和获敦煌文献，并得知藏经洞还有数千残余时，即力促清廷电令陕甘总督查封藏经洞，把残余文献运京师图书馆保存。他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将藏经洞文献目录公布于世，是发表敦煌学文章最早的人。与此同时，王仁俊编辑出版了《敦煌石室真迹录》，这是全世界最早的敦煌文献资料集。他同叶昌炽、罗振玉一样，是敦煌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山之功的人。

“五四”运动之后，刘复、向达、王重民等人借赴英法学习或工作之机，了解到那里收藏敦煌文献的情况，并将一些残卷抄回。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撰写了一批质量较高、富有开拓性的敦煌学论文，内容涉及敦煌学的许多领域。罗常培、姜亮夫等人对敦煌学的研究也各有贡献和作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则是全世界第一部大规模的敦煌文献目录书籍。这一时期，敦煌壁画的临摹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张大千、常书鸿等人的作品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特别是自1944年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不仅加强了石窟保护，而且使石窟艺术研究与石窟遗书研究珠联璧合，相映成辉。

当我们回首敦煌百年，追忆国人业绩之时，尤其难忘1930年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其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也”。他指出，敦煌文献的大量流散，使中国学者受到很大限制；而《敦煌劫余录》的面世，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敦煌学研究的“不可缺少之工具”。该序在敦煌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并使用“敦煌学”一词，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对敦煌学“研究在外国”的无情驳斥。

事实上，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祖国大陆曾因10年动乱而使敦煌学的研究被迫中断一个时期，但是，以铙宗颐、潘重规、黄永武、苏莹辉等人为代表的港台地区的敦煌学家们却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辉煌的业绩。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就率先培养敦煌学的硕士、博士，1975年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成立了敦煌学会。香港在新亚研究所也成立了敦煌学会，并于1974年创办了全世界第一个《敦煌学》杂志。

敦煌学源于中国，并从中国走向世界。敦煌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发展成一门自成体系、相对独立，并有其特殊规律的“国际显学”，正是中外敦煌学家们共同努力所致。所谓敦煌学“研究在外国”，实在是一大误会。

近2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实施，敦煌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生机。以季羡林、段文杰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努力拼搏，开拓进取，使中国的敦煌学进入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繁荣时期。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科研机构日臻完善、学术团体纷纷建立、科研队伍迅速壮大、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等等。